接力守护纪念馆

这样的设计旨在防止行政或司法直接适用该条款，保留立法者优先决定的权利。

这既是指它们的合法性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对象，也指法院不能对其作附带性审查，亦不得质疑其效力。[5]而，这只是一种理想形态，地方自主的空间永远存在（地方利益集团也会抗拒中央）。

自治对地方蹿府的定位和功能产生决定性影响，而这种逻辑也正是改革的思路。2.它是地方政权机构提供的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表现形式。地方行政建制是中央政权的延伸，中央和地方共同构成国家的统治体系。就其功能来说，有工具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理论范式。而民主基础和条件的薄弱与缺失主要是现实层面的问题。

因此，制度的公开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另一方面，《立法法》将地方立法权集中在自治性事务，要求地方政权机构以地方事务和居民利益为中心进行治理。它只是勾勒出国家所作所为的特定纲领赋予国家客观的任务，而并未附加其他的限制条件。

基本权利为了填补作为最高价值的基本权利和它在社会现实中的效力和实现间的差距必需一般法对其的形成。依据E.B.Tylor的经典定义，它远远超过了前述的三个主要文化领域而包含了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伦理和作为社会成员的人类所获得的其他的能力和习惯。文化宪法恰是研究者立足于文化领域中宪法制度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实质内容，而对相关宪法条款作出的融贯性理解，即在统一的宪法价值前提下保证宪法中可能冲突的各种价值能够共存于宪法的统一性当中。尤其是，文化权利虽然也是立足于个体主义的基本权利概念，但却仍然存在对以群体共同利益为对象的集体基本权利的保障需求。

在宪法中引入作为国家目标条款的文化国，它作为基本权利条款和组织机构规范之外的第三种规范结构赋予了政府在文化领域相应的作为义务。立法者从事基本权利的限制和形成，对基本权利的制度面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7]文化国[Kulturstaatlichkeit]这个概念与德国哲学家Johann Gottfried Herder有着很密切的联系，但最早使用这个概念的则是Johann Gottlieb Fichte和Johann Jakob Wagner。这样的设计旨在防止行政或司法直接适用该条款，保留立法者优先决定的权利。在这样行为委托的意义下，文化的国家目标条款的观点在基本法上有着建构性的作用——国家首先有保护文化的义务，其次则是通过财政给付来促进文化的义务。它既拘束立法者，又保留了其广泛的形成空间，而在司法审查的介入上则相应的应该选择弱违宪审查的模式。

[3]与概念相对应，宪法规范中作为狭义文化事务总和的文化宪法权利始终是进入宪法与文化关系的第一个通道。[40]其次，使得基本权利不仅有规范性的内容也有与现实相关的内容。长期以来文化问题确是单纯交由各式各样的文化法规来加以处理，文化问题仅在立法层次得到讨论。其他的一些定义还论及了社会的遗产[R.Linton]或者是社会传统的整体[Lowie]等。

[28]这大致包含两种规范模式：其一，国家任务条款意义上的一般文化促进条款(Kulturfrderungsklauseln)，例如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宪法中具体规定了促进对包含了体育，成人教育，图书馆和业余大学的文化的发展是州、乡镇和乡镇联合区的任务。一般而言，基本权利条款主要通过防御权的形式在主观面向上设定了国家与公民间的基本关系。

在当代价值多元主义的背景下，宪法解释任务也发生了转变，即不再以客观和唯一正确为目标，而是致力于追求社会价值的整合。[5]在宪法学中加入人类学和社会学上的文化观点并非不存在疑问，但这其中有三点认识是应该被重视的：[1]文化是对过去的媒介——这是传统的视角。

文化一方面要保留一定的共性，另一方面则需具有多样性，尤其是当社会对于文化发展方向还没有找到高度共识并且宪法又刻意保留了相当大的开放性时，人们总会寄希望于宪法能发挥稳定和整合的功能。这又对国家在文化事务上的适当介入提出了要求。它主要不是为了进行一个基础性的改革，而是为了防止不可替代部分的被取消。虽然各国国情与社会条件有所不同，宪法规范与宪法学说也有很大的差异，但鉴于文化主题的普遍性、共时性以及文化价值的中立性，作为思考文化保护法制化的资源之一，域外讨论文化保护条款入宪的理论与经验仍可提供我们比较法上的参考。[17]当时的文化部长Weiss也在之前提出了类似的国家目标条款。这是对宪法内容和机构形成直接有效的规范，在确定结构的稳定性意义上(i.S.strukturbestirmnender Stabilitt)它们属于国家结构原则(Staatsstrukturprinzipien)，而在确定方向的动态意义上(i.S.richtungsbestimmender Dynamik)则是国家目标条款。

而作为整体，它们则共同构成了一种客观价值秩序[objektive Wertsordnung]。第2章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中的第46条，第47条。

当人们的思考不仅是从法律和国家到文化，而且相反的也从文化到法律并且人们使用人类学的和社会学的定义来补充日常的文化理解时，概念上的限缩很快就显示出了其认识及功能上的局限性。[9]参见Peter Hberle,Vom Kulturstaat zum Kulturverfassung,in ders.[Hrsg.],Kulturstaatlichkeit und Kulturverfassungsrecht,1982,S.32。

在历史上这是第一次确定了面向未来的文化强国的国家目标。这样的问题就无法抽象的解决，必须考虑到文化条款规定与其他宪法规定的内容、产生冲突的情况等因素，进行体系化思考。

[22]Politischer Druck wirksamer als Verfassungsnormen.Prof.Reinhard Hendler zur Staatszielbestimmung Umweltschutz:ein Interview,in:Express 1995,S.8. [23]对这种共同体价值共识及其效用的探索，最早可追溯至魏玛宪法时代Smend所提出的整合学说[Integrationslehre]。三是程序上以司法自制来规避宪法与文化正面冲突。文化宪法的教义学如同作为文化学的宪法学说要遵循对文化传统、转变和多元[或者开放性]的定位，[9]并且不是从概念定义而是从功能建构的角度去回应宪法规范体系内部的紧张性以及文化发展的客观需要。这种由国家目标条款为媒介，基于社会部门对宪法的整体观点承担起了吸纳与整合规范和现实社会的功能——次级结构宪法是通过从社会部门切入来探索宪法内涵，再整合部门建立体系，其逻辑就是于宪法层面厘清相应社会部门框架下国家与社会、宪法与法律、三权的功能关系设定。

在宪法中，文化权利与社会权利相类似，涉及的并非单一立场，而是一个整合的基本权概念。(一)文化的国家目标规范的规范模式 1.文化的国家目标条款还是均质条款(Homogenittsklausel) 一般的文化国家目标条款就是指把文化当作宪法的普遍目标而加以规范的条款。

国家对于文化领域的政策纲领使相关主体可以从实存的秩序切入去认识整理该秩序的基本、最高与结构规范，而不是从规范本身切入去作体系化的整理。【关键词】文化宪法权利。

同时由于保留了州的文化自主而间接确定了一个由各州自由开展文化事务的多元开放的文化概念。二则是借此对宪法规范作横切面的功能整合。

当然人们可以通过立法形成自由的塑造以及司法审查介入上选择弱违宪审查模式来解决这一问题。可以推导出国家任务的宪法实质规范并不限于明示者，也就是说其最终是宪法解释的问题。同时，在我国《宪法》的总纲部分却有着大量关于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条款，[38]文化在《宪法》文本中首先是以国家义务的客观制度的姿态存在。[29]巴伐利亚州宪中以环境和文化保护并列的方式具体规定了：国家保护自然生活基础和文化传统。

[32]比照社会国原理的界定，文化国规范涵盖了针对文化发展以被防御、保护、促进等作为与不作为为形态的体系性的国家义务，并且其内涵又并非是固定的，亦即并非要授予社会群体恒久不变受到特殊保护的权利，而是必须持续地对社会情势、观念的演变且在与其他宪法基本价值取得平衡下形成与变迁。这可以使得文化制度、政策具有更大的解释空间。

其次，宪法中增订相应条款并不能发挥特别的作用，因为即使没有这条宪法规范，立法者仍然会制定各式各样的文化法规来解决越来越复杂与多样化的文化问题。基本法生效后，虽然其没有被纳入规范之中但文化国始终是德国国家法和国家学说的重要主题，尤其是在作为与经济国[Wirtschaftsstaat]相对的意义上

当然，从对与文化相关的基本权利的合理化和强化的角度来看，文化的国家目标条款又具有了扩张基本权利的作用，在文化相关的基本权利与其他基本权利冲突时的衡量中提升了前者的分量。[36] 其次，国家目标条款主要是关于对国家尤其是对立法的行为委托以及一个对实现这个行为委托规范性的方针。